PART 1
1984, East Berlin, clasnost is nowhere in sight. The pepulation of the GDR is kept under strict control by the STASI, the East German secret police. It's force of 100,000 employees and 200,000 informers safeguards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It's declared goal: " To know everything".
1984年，东柏林全面封锁，人民受到东德秘密警察组织“斯塔西”的严密监控。这是一个由10万专职人员和20万线名组成的情报机构，他们确保了“无产阶级专政”，其开宗明义的目标就是：“无所不知”。
影片开头，时间回溯到1984年11月，监听者-卫斯勒（Hauptmann Gerd Wiesler/"HGW XX/7"）开始了一场对一名反政府分子的审讯，在一间单光源的审讯室里，监听穿着一身严谨到一丝不苟的制服，平静而冰冷的面容后面，程序化的讯问一直持续着。40个小时过后，周围的一切都没有发生变化，只有被讯问人极度疲乏的面容，却始终坚称自己在9月28日当天并未做出过任何对政府不利的事情。镜头转移，依旧还是外表冷酷的监听者，场景却是在一间秘密警察的教室里，监听者向学生播放审讯录音，讲述着这一典型的案例，录音机里被讯问人的苦苦哀求让其人一名学生向监听者发问，“为什么这么久不让他睡，这....这也太不人道了”。监听者平静的在讲台上的学生名册上这名学生名字下方标上记号，同时向学生做了最专业的解释，“重复讯问是审讯成功最重要的手段”，而此时被审讯人依旧坚持着，一直不漏的重复着审讯开始时的口供。但正是这种毫无差错的重复让监听者坚信被审讯人是在撒谎。在监听者以逮捕被审讯人家人的威胁下，极度困倦的被审讯人的防线最终崩溃，交待了所有的犯罪事实，终了，被审讯人坐过的坐垫皮套被装进了一个玻璃瓶里收集起来，以便日后叛逃时可供猎犬进行气味追捕。并定义为“反社会主义者”。监听者的讲座随着门口站着那位监听者“上级”的掌声结束了。
两人一起来到剧场，新剧的上演因为文化部部长的列席而气氛有些凝重，剧场内，这部舞台剧的作家吉欧德瑞坐在角落，作为东德最有名的舞台剧作家，他的历史清白得让当局难以相信，外人对他的评价也称他是一名“坚定的社会主义支持者”。包厢里的监听者更多时候者是在用一个望远镜注视着角落里的作家，不时的将目光转向舞台上作家妻子的女主演和台下的文化部部长的身上。戏剧终了时，监听者根据自己的直觉判断，作家绝对不是外界所称的那么清白，当他把这一判断告诉上级时，上级并未表示赞同，作家在上级看来是得到部长喜爱的人。但敏锐的上级发现这无疑是一个会对自己事业产生极大帮助的机会，因此剽窃了监听者的观点向部长报告，在部长的高度赞赏下，上级得到了对作家进行监视的指令。同时部长提供了监听开始的细节布置，同时向“上级”承诺，如果监听工作有所斩获，那“上级”将无疑得到提升。
在新剧上演的庆祝聚会上，作家与妻子愉快的跳着热舞，部长从淫邪的注视渐渐转为愤怒，便上台说话打断了一切，一翻演讲后，部长下台邀请作家妻子跳舞，与一众人镇定交谈时，手竟伸向了作家妻子的臀部。舞没跳成，反部作家逮住机会帮朋友雅斯卡救情，这位被列入黑名单的作家朋友是作家多年来合作的导演，但由于思想意识的“右倾”受到秘密警察的秘密监视，部长岂会放过这样的知识分子，碍于公共场合不便发怒，表面上随口给了作家一个官方的承诺，却被作家误以为这是一个有效的请求。
准备监听的工作的随即展开。作家在回家的路上与几个踢球的孩子在大街上玩起了足球，旁边角落里的监听者注视着作家的一举一动，从此，作家的所有生活细节成为政府记录在案的细节报告。此时，配乐变成了沉重的节奏，由缓至急渐渐袭来。趁作家与妻子外出的一个机会，秘密警察在作家家里埋装了缜密的监听设备，这些陌生的进进出出被邻居透过窥视孔看得一清二楚，但也被监者发现，并威胁“邻居”，如果说出一个字的话，邻居的女儿将会被学校开除。邻居胆颤的点头允诺。
作家来看那位新剧庆祝会上自己曾代为向部长求情的老朋友雅思卡，这位曾德高望重的学者型导演的家里堆满了书籍与空酒瓶，显然在政府的高压下，导演的生活已经完全被打乱，只有靠如山的书籍和威士忌排遣心中郁闷。
作家公寓不远处的一幢楼的顶层阁楼里，监听者与同事在里面装好了所有的设备，开始了对作家24小时的监听。
但显然初期的监听工作没有任何收获，稍与政治沾边的谈话反而是反证了作家的清白与社会主义信仰的坚定，更多的时候监听者听到的都是作家与妻子间琐碎的生活细节。作家生日那天，妻子送给作家一条领带，却笑称作家根本不会系领带，爱面子作家当然无法容忍，可一番努力之后证明妻子是正确的，刚好遇到邻居回家，作家请邻居帮忙，有些紧张的邻居让作家有些担心，一番询问，同时，监听者也提高了警觉，邻居却未告知作家真相，匆忙离开。监听者终于短暂的舒了口气。参加作家生日聚会的一众好友渐次到来，热闹的气氛里只有雅思卡坐在角落的沙发里看书。雅思卡为寻找片刻平静的举动让作家甚为忧心，而另一个朋友豪瑟和朋友间发生的争执，这个典型的右倾分子的过激言论被作家当场制止。豪瑟只能生气的离开，在门驳拆了作家几句，另一边，监听者把一切都记录了下来。
朋友悉数散尽，作家拆开朋友们送的礼物，在物资溃乏的情况下，朋友们的礼物大都寒碜不堪，最后拆开朋友雅斯卡的礼物时，作家看到的是一本名叫“献给好人的奏鸣曲”的琴谱。
午夜监听者同事来接班，迟到了四分钟，严谨而刻板的监听者豪不留情的指责了同事。
次日，在秘密警察总部的餐厅里，监听者与上级边吃饭边交谈着，上级把前两天涉及到文化部长的那些部分全部抹去了，监听者甚为不满，但也不便发作，只是看着上级，听他怎样解释。监听者无法理解为什么同样经过入党宣誓的上级现在也不需要原则了。但上级以现实的考量向监听者辩解，显然这样的解释是无法让监听者满意的，这一次，监听者的信念被这个朝久相处的上级第一次重击。这时，邻桌一个刚入组织的小年青正准备和同事说一个关于总理的笑理，却发现上级坐在旁边桌上，顿时哑然，上级鼓励小年青说完笑话，小年青果然听了上级的话把笑话说完了，上级本来笑着的脸上顿时严肃起来，让小年青说出名字、职位与部门，小年青当场被吓傻了，吱唔着，半晌上级大笑起来，告诉小年青只是开个玩笑，小年青顿时冷汗不止。上级当场讲了一个更冷的笑话。“问：总理和电话有何不同，答：没什么不同，都得挂了后才能打。”举座皆惊。监听用无比异样的眼神注着上级，无语....
之后一个晚上，作家在书房里写他的新剧本，监听者一边关注着作家的状态，一边在监听室的地板下画下了作家家里的房间布局与结构。作家妻子与几个朋友在酒吧门告别后，一个往家里的方向步行回来，却被文化部长的部长拦下，无奈之下上了部长的车，甚至当着司机的面，部长对作家妻子进行了无耻的性骚扰，作家妻子的挣扎显然并未起到多大的作用，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为了活下去，你必须满足当局要人的任何要求。在公寓楼边的车里，作家妻子被部长奸污。而碰巧在这过程中，被监听着看到，于是监听者接通作家的门铃，迫使作家下楼来开门，妻子正衣冠不整的从部长车上下来，作家知晓了一切，却只能伤心的躲在公寓楼大门后看着沧然的妻子上楼回家。控制着悲愤情绪的作家并没有当场说穿一切，妻子内心感到的肮脏感让她听坐在了浴缸里，喷头的水一直静静的喷着。
走进卧室的作家看见妻子倦缩在床的一侧，在妻子的要求下，作家紧紧的搂住了妻子。
这一刻，目睹和监听着一举一动的监听者同样被两人遭遇到的寒冷不断侵蚀，同样倦缩在了椅子上。接班的同事让监听恍过神来，甚至根本没有理会同事说些什么，监听者迅速逃离了去。而他最质的人性被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激发了出来，招来一个妓女发汇自己的欲望，高潮过后的监听者把自己的头深深埋进了妓女两个巨大无比的乳房间，冷漠的妓女为了下一单生意拒绝了监听者希望他多留一会的要求。妓女走后，监听者在短暂的欲望发泄完之后，陷入了一种更为孤独与无助的氛围。
第二天，监听者悄悄遛进作家家里，他要看看这个被他洞悉一切的家庭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临走时带走了作家朋友在作家生日那天躲在家落沙发里看的那本布莱希特的小说。
傍晚，妻子回到家中，告诉作家朋友豪瑟赴西德的签证被拒的消息，被失望与痛心缠绕的作家根本无力再去担心朋友的现状，冷漠的告诉妻子，如果你是政府，会让豪瑟这样的人拿到身份证吗。监听者躺在家里的沙发上，看着从作家家里带走的那本小说。
“九月这一天，洒下蓝色月光。洋李树下一片静默，轻拥着，沉默苍白的吾爱。偎在我怀中，宛如美丽的梦，夏夜晴空在我们之上，一去攫住了我的目光，如此洁白，至高无上，我再度仰望，却已不知去向.....”。
至此，监听者真正走入了作家那个宁静完美的虚拟世界里。
电话铃声陡然响起，作家获悉朋友雅斯卡上吊自杀的消息，顿时失声，无力的跌坐在钢琴旁，心中悲痛不已，钢琴声缓缓流淌，作家弹起了雅斯卡生日那天送他的那本琴谱。悠扬而舒缓的旋律承载了作家悲痛而无助的心声，监听者聆听曲子，眼泪洧然滑落。
作家对妻子说：“列宁听完贝多芬的‘激情奏鸣曲’后说，如果我一直听这首曲子，革命就不可能成功，那些听过的人，我是指真正用心聆听的人，难道会是坏人吗？”身后的妻子无语。
在回家的电梯里，一个踢足球的小男孩问监听者，“你真的和秘密警察有关吗？”监听者看着小孩说，“你知道什么是秘密警察吗？”，小男孩回答，“知道啊，我爸说他们是会抓人的坏人。”监听职业的敏感问孩子叫什么名字，如果按照原来的情况，小男孩的父亲也许会从此进入黑名单内。在小男孩的懵然注视下，监听者放过了小男孩，这也是监听者第一次违背了自己的职业道德。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作家妻子被迫前去与在宾馆等候的部长幽会，向作家谎称要去看老同学，知晓一切的作家所能有的全部忍耐力也敌不过男人最基本的那点自尊心，于是向妻子摊牌，绝望的妻子告诉丈夫，“你所做的那些跟我和他们上床有什么不同”。丈夫根本找不到让妻子爽约的理由，悲哀的看着妻子离开。
另一边的监听者也刚好与同事换班，这一次监听者向同事撒了谎，其中除了对部长丑行的掩饰，也有自己的内心被作家和妻子说服的诱因。
下班后的监听者，少有的走进了一家酒吧，最终要杯白兰地，独自一人坐在角落里被内心的挣扎煎熬。此时作家妻子也来到了酒吧，同样也要了白兰地，籍望于从酒里找到安慰。沉默中，监听者走到作家妻子的桌旁，与她搭讪，但监听者并未说出事实的真相，只是以一名崇拜者的身份想让沮丧中的作家妻子重新振作起来，那一刻，监听者心底最善良的那一部分无疑冲破了职业首先的樊篱，作家妻子起初并不知晓监听者的真正用意，正起身赴部长之约，但监听者却说了一句触动作家妻子内心的话，于是重新坐下，告诉了一个让监听者无法回答现状，作家妻子离开了酒吧。
第二天接班后，监听者知晓了作家妻子昨晚并未赴部长之约，心中欣无比，为这份因他的努力而得以保存的纯洁感到释然。（不可否认，在这段镜头中，监听者的扮演者乌尔里希·穆埃Ulrich Mühe的表演无懈可击，只有对角色真正感同身受的人才可能有如此精湛的表演，甚至已经不是表演，而是经历。）
PART 2：
在雅斯卡的葬礼上，作家的创作激情被重新点燃，通过旁白，作家的这篇关于东德政府故意无视自杀者人数的文章在当局看来无疑是反动无比的。而因东德不再统计自杀人数，因此匈牙利顺利占据了第一的位置。
作家因雅斯卡的死激起的愤怒驱使他去了朋友豪瑟家，朋友家同样被监听的事实朋友早已知晓，对任何人而言，最安全与温暖的家在那样的政治高压下早已不复存在。两人只能到公园交流，作家希望把自己的那篇文章送到西德的媒体发表，朋友推荐了《明镜周刊》，而作家还自信的认为自己的家是安全的，可以自由的供他和朋友们完成文章发表前的所有工作。但敏感的朋友却并不确定，起初几人的文章创作交流监听者了然于心，但却故意隐瞒了一切敏感的问题，甚至连同是一起监听的同事也被他敷衍过去。监听报告上只是显示没有更进一步的情况。但这一短暂的平静，被作家几个朋友为他搞到的一个打字机给击碎了，为了确保作家家里的安全，几个朋友想到了一个办法来进行确认，可无奈几个人的这一小计谋被老道的监听者轻易识破，监听者自尊受到了最严重的挑战。震怒之下，监听者决定不再保护这几个人，把所有的反动言行做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到总部准备交给上级。
但在上级的办公室里，上级还未等监听者开口，就象监听透露了国家准备将知识分子分类的法则文件内容，而其中对于那些胆敢发出反对政府声音的知识分子，国家的强制政策足以让这部分人彻底消失。面对上级这种毫无人性的冷酷和洋洋得意，监听者犹豫了，手中的报告最终没有呈给上级，反而劝说上级放弃对作家的监视。但上级并未放弃从作家身上找到谄媚部长的机会，决定让监听者同事接手，监听者本来准备退出的打算因为上级的这一决定只能主要请缨承担下独自一人完成监视工作。
在监听者的有意保护之下，作家和几个朋友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那台打字机也成为作家发出自由之声的有利武器。但本欲为保护妻子而一直未告诉妻子事情真相的作家，却在一天藏匿打字印的时候被刚好回家的妻子看见了一切。
在这段时间里，妻子始终没有去赴过一次部长的约会，部长的耐心似乎也已经到了极限。
不久，作家的文章顺利在《明镜周刊》发表，西德媒体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东德政府当局恼怒不忆，向监听者上级下达了必须调查清楚的死命令。调查工作随即展开，甚至对打字印的型号与规格都进行了彻底的盘查。
上级打电话向监听都了解情况。监听者冒失说出已经知道文章发表的一事，这让上级起了疑心，虽然监听者谎称这是作家朋友透露出来的消息，但上级已开始不再信任监听者。同时，始终得不到作家妻子的部长也放弃努力，决定用政治手段对作家妻子进行报复。并向上级提供了作家妻子长期购买违禁药线索。
顺着部长提供的线索，作家妻子很快在买药时当场被秘密警察逮捕。被带进看守所的作家妻子受到了上级的审讯，本来无意在作家妻子身上获得任何信息的上级，只是按照惯有的手段实施部长安排的报复，但是作家妻子为了自保，竟然主动提出报告丈夫和朋友是发表在《明镜周刊》上的那篇反动文章的始作俑者。这对敏感的上级而言无疑获得了一得到晋升的大好机会。同时对于监听者的不信任也得到了证实。于是在并未通知监听者的情况下，上级派秘密警察对作家家里进行了一次大搜查，但却没有找到作家藏匿于地板下打字机-这一反动文章的直接证物。
在妻子被审讯的过程中，朋友告诉作家秘密警察的突然造访其实是他的妻子的招供引致的，但是作家始终不相信这一切，因为他相信，如果是妻子所做导致，那秘密警察不可能找不到打字机，因为妻子看到过他藏匿打字机的地方。
于是上级要求监听者回到总部，并安排监听者对作家妻子进行审讯。
绝望的妻子走进讯问室并未看到监听者，高压下的审讯让妻子准备一开始就放弃无谓的抵抗，上级在旁边观察室的监察根本没有留给监听者保护妻子的机会，当妻子认出监听者的那一刻，作家妻子心里的耻辱感暂时守住了她最后的首先底线，例行的盘问下作家妻子否认了此前所说的一切供词，但监听者严谨的讯段手段让作家妻子开始怀疑自己面前坐着的这个人是不是那个曾经帮助过他坚定信念的人，还是他根本就是和其它秘密警察一样冷酷的政治杀人工具。他需要搞清楚，因为她明白，恶行在正义与善良面前会激发出极度的羞耻感，而在卑劣与无耻面前，恶行则可能成为生存下去的救命稻草。
监听者明白妻子所面对的这一切，但在上级的监视下，只能告通过“不能让喜欢你的观众失望”这样的暗示来让妻子明白这一切，同时也表明了他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这也让作家妻子暂时从煎熬中解脱出来，但随后的审讯则不再轻松，在对希望的渴望和对现实的绝望面前，妻子最终说出了打字机的藏匿之处。那一刻，监听者也被震惊了。但仍旧是几乎没有表情的记录下他早已知晓的这一切。（我可以保证，乌尔里希·穆埃Ulrich Mühe此刻的表情是整部电影中最好的一段，几乎无以伦比，以他这样的表演，几乎可以横扫一切重要电影奖项而绝不空手而回，另外扮演作家妻子的女演员也将角色在那一刻的沉沦表现得淋漓尽致，真实到可以让每个人都触摸到现实的冰冷）。
随后作家妻子被释放，上级甚至还将妻子服用的违禁药品还给了她，而这正是她被捕的理由与证据。但监听者却再审讯完毕匆忙离开，
让所有人没有料到的是监听者只是为了赶在秘密警察之前将打字机拿出来，这样的举动无异于引火燃身，但作家的爱人都已经放弃了她的信念时，竟然是这样一个敌人站出挽救了他们的一切。
作家回到家中，始终艰信不是妻子所为，看见提前回来的妻子，作家仍然一如既往的问候这个所爱的人，只是妻子依旧紧张得装得若无其事一般，但还未等他来得及搞楚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时，秘密警察已经再一次造访，这一次上级的伪善在于他并没有直接去藏匿打字机的地方拿出打字机，而例行搜查一番，但当他有意无意的在藏匿打字机的地板处停下那一刻，已经把所有人的命运都联系在了一起。当作家看着上级翻开地板时，妻子正好从浴室出来，多个人的表情把剧情的张力同时引爆。作家似乎明白了妻子为何在此之前如此冷淡，愤怒和困惑，上级从百般克制得意忘形的心情到看到空无一物时愤怒时还得装出镇定自若，而妻子在看到丈夫目光时的那种羞耻感与负罪感迫使她根本无法眼睁睁的看着这一切发生，于是冲出了公寓，恍惚中被一辆正急驰而过的卡车撞飞在血泊之中。临死前，对跑过跑起她的监听者说了最后一句话：“我太软弱，永远无法弥补我自己所犯的错。”当丈夫在随后冲出来抱住妻子的那一刻，监听者向后大大的退了几步，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本欲保护这个家庭的行为竟给他们带来如此巨大的灭顶之灾，只能注视着抱着妻子的丈夫，嘴里不停的念叨着“对不起”三个字。
上级和秘密警察们则因为所发生的悲剧性结果而决定了结这一切，冷漠离开。
那一刻，我相信妻子心底的善良与正义仍然还有一息尚存，因为她跑出公寓的那一刻，并没看见地板下的打字机已经不见了。
上级只是漠然的向作家说了一声抱歉便欣然乘监听者的车离开。下车时，知晓了一切的上级告诉监听者，你的事业已经彻底玩完，下半辈子注定只能去一个无关紧要的部门打发余生了。但监听者平静的脸上，坚定的眼神透露出从未后悔的心念，而那一天，正是苏联的新主席戈尔巴乔夫上任的第一天。
此后几年，监听者被下放到一个每天拆封信件检查的岗位工作，成为政府为确保政权稳定的一件可耻的检查工具。四年零七个月后，收音机里传来柏林墙倒塌的消息，监听者冲出工作室，东西德自此正式统一。
两年之后，剧院里上演着一出反映柏林墙历史的舞台剧，作家本人无法再去回忆这段痛苦的经历走到了剧场外，却碰到了在东德时期的那个文化部长，面对时局的转变，两人的心态与立场也随之改变了。同样是无法再去面对那段历史，但原因却大相径庭，部长知道作家再没有作品问世，对他说，“听说你这两年一部作品也没出过，这是可以想象的，当一个从充满冲突与压迫的环境中解放出来后，虽然心灵和人身得到了自由的解放，但对一个作家而言，他赖以生存的创作封也就消失了。”作家问部长，为什么同期的作家都受他严密监控，唯独他没有。部长告诉他，你也一样，你以为你没有被监控，实际上你的所有生活细节都被记录成档案存放。甚至连最隐秘的生活细节也不例外。作家被部长的回答震呆了，为了解释心中的谜团，他来到档案馆里查询自己的资料，但管理员将他整整两大撂档案推到他面前时，他翻开属于自己的过去。只是让作家没有想到的，所有的档案都真实地将他的全部生活细节与谈话记录在案，唯独只有那些涉及威胁当时国家安全的记载被全部过滤与漂白了。而最后在那张妻子亲笔签名的供录里提到的对他的揭发，他终于确定自己是被妻子出卖的。但是让作家更为好奇的是，是那个监听者，为什么会一直在背后保护他，当他在最后一页看到的监听者的署名时，看到的并不是名字，而只是一个代号：HGW-XX。
在档案馆里，作家查到了HGW-XX的资料，当他在街上见到拉着送信的小滚轮车在一家家送信的时候，本来想上前问候一声的打算在最后一刻放弃了，重新坐上出租车注视着星监听者逐渐远去。
两年后，监听者依旧拉着他那装信件的小滚轮车在街道上挨家挨户的送着信，路过一家书店时，书店橱窗上贴着一张有作家大幅照片的新书“献给好人的奏鸣曲”的宣传画，已经走过的监听者折返回来，走进书店，翻开作家的新书，在扉页的位置上面写着：“献给HGW-XX/7，致上最深的感激。）当售货员问监听者是否是需要包装好以便送人，监听者说：“不用了，这就是送给我的”。
后记：
导演：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克 Florian Henckel-Donnersmarck
监听者扮演者：乌尔里希·穆埃 Ulrich Mühe，1953年6月30日出生在东德一个艺术氛围深厚的家庭里，其父亲就曾是一位著名的演员。1975年，乌尔里希毕业于莱比锡戏剧学院表演系。在东德时期，他有着和片中男主角很相似的一段经历，他的妻子正是“STASI”组织的告密者。
2007年7月22日，乌尔里希·穆埃 Ulrich Mühe因胃癌去世。
2006年《The Lives Of Others》上映，引起全世界广泛关注，随即获得：德国电影展最佳男主角等7项大奖，欧洲电影展最佳男主角等6项大奖，温哥华电影节观众选择奖，在多伦多电影节上得到如潮赞誉，巴伐利亚电影节4项大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如果不是档期的问题错过了戛纳与柏林电影节，可以想见《The Lives Of Others》无疑将横扫全球各大电影节的奖项。
但由于电影本身题材的原因，中国不可能在电影院中看到这部电影。二年前看过这部电影，现在再看，依旧感动不已，幸而我们生活在一个不错的时代，至少可以从网络上看到这部作品。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Jon Mar.05.2009
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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